对女性的过分赞美,就是过分伤害

情感 · 2020-08-11 15:06:14

有几年,“国学”热得不行的那几年。

我时常在饭桌上,会和朋侪们重复说起一个段子——

我老家最后几个读古书的老先生中,有一个从私塾结业考上民国年间的师范学校,厥后一生都在从事中小学的老师,他造就出了我们村第一个考上武汉华中工学院本科生的儿子,退休后仍有古风,留着白胡子,拄着光明的手杖,在乡间的田野上训话与咳嗽回声阵阵,有一天他走过小溪到了他小儿子家,对着儿媳妇开始训话:“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啊,不要总是打牌,要讲三从四德!”效果我那位族婶缄默沉静了十秒钟,对着公公渺茫地发问:“公公,得得得,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么穷,我究竟得了你们家什么工具啊?”

老先生蓦地无语以对,一口老痰,半天咳不出来。而我婶娘的这句金句,也就成为我们当地盛行一时的笑话。

在我读完阎连科最新散文集《她们》之后,这故事又像一个幽灵似的,盘旋在我脑海之中。不仅是这个带着玄色诙谐的故事,另有少年时代带着我一起插秧、搞双抢、看影戏、看傩戏、去观音寺烧香的她们,我看着她们上吊自杀,我看着她们在油菜花开的时候酿成疯子,口吐白沫通灵的神婆,与半夜喜欢吹笛子弹二胡的叔叔私奔的本家姐姐……

她们,向我奔涌而来。

《她们》

阎连科 著

磨铁图书出品

每一场相亲中的逃离,都是在匮乏时代对选择自由的一次盼望

在许多书评中,都市提及《她们》的第一章里,阎连科带着儿子回到老家,偶遇当年的相亲工具,情急之下,躲进了男茅厕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被人解读为“凤凰男的忸怩”,因为这位与他相亲的女性,是众多相亲工具中,接触最深的一位。

但这最深的接触,究竟有几多呢?

1.媒妁医生带着女人去了男生家里。

2.女生给男方家里扫除了一下卫生,一起吃了个饭。

3.男方母亲给女生家人100元晤面的礼金。

4.念过小学二年级的女人给男方写了几封夹杂着拼音的信,并寄了一张照片。

5.在队伍成为作家的男方,给女孩也写了几封信,但可想而知,涉及家长里短,无关风月恋爱。

6.男方听到队伍老部长以身说法的案例,如果女方要因为婚姻问题来队伍闹,对提干影响很大,所以正处于提干关头的阎连科懦弱地兴起了勇气, 给女方写了一封长信,决议中止这段婚约。

幸亏这位女人“识大要”,没有去队伍去闹,使得阎连科能够顺利提干,日后成为一名著名作家。

虽然有“军官+才子”的标签加持,但因为是农村身世,阎连科本人的相亲之旅,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屡相屡败。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身份的认同,是条件。但另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,谁人时代的相亲工具,没有相互相识的法式,通常都是“一面定终身”,条件匹配好之后,婚姻的幸福或者不幸,完全靠老天爷的运气恩赐。好比,阎连科的母亲替大伯的大儿子相中了一个叫“莲”的女人,大伯虽然修建了新房,但没家具,大家伙就东拼西凑一整套来“骗婚”,也就一天的功夫,虽然“莲”知道这些家具都是借来的,但她竟然也爽快地允许了这桩亲事,事后“莲”才吐露真言,在她的外家,相亲的人家也是这么干的!

“莲嫂子”的相亲,已经算是很完满的了。而这优先“社会婚姻因素”的速结婚配模式,之后又有几多的不幸的家庭故事,似乎并不是“媒妁”与书写者所体贴的话题了。

时至今日,北京、上海的许多脱口秀节目中,对相亲的自黑与讽刺,已经是一个经典的桥段。每个脱口秀演员有属于自己的版本。在他们看来,也许相亲意味着自己“恋爱能力”的退化,不配成为一个都市的弄潮儿。

与此平行的是,越来越多身材外貌优美家境殷实的年轻人,也带着怙恃与亲友团来到了种种电视台,到场种种相亲综艺节目。

明面上看,似乎婚恋模式已经经由一轮的循环,又回到了最初的形态,像阎连科那一代人,奋斗了几十年,自己逃离了农村,争取到了自由婚恋的权利,却要重新带着子女到场相亲节目。历史似乎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?

但仔细想想,两代人相亲模式的背后,存在着庞大的差异。

阎连科所履历的谁人时代,是一个双重匮乏的时代,青年男女们与家庭普遍的物质匮乏,基本的家具都没有,遑论其他条件!之所以相亲工具之间的熟悉和相识,对相互兴趣的认同这个环节基本被忽略了,最大的原因是,青年男女们自己教育水平低 ,缺乏精神生活的基础与习惯,这些需求就被忽略与抹杀了。虽然并不是说文化水平低就没有生活情趣,但这是显着正相关的(好比,阎连科写到小姑的时候,小姑勇敢地与小姑父私奔了,小姑父家在深山,但他本人有才艺有文化,对阎连科说过一句辽阔的话:“社会主义苏联有许多人叫连科哪”!)。现在天《非诚勿扰》时代的相亲,首先是一场综艺秀,是青年男女们展示自己魅力的一场演出,然后就是富厚的选择权。

在一个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端匮乏的时代,阎连科遵从了自己的心田,刻意从“相亲模式”的婚恋关系中逃离,通过逃离离别匮乏,离别要拉500斤煤炭走几十里路的物质匮乏,离别两人难以相同,写信还需要借助拼音举行交流的精神匮乏。通过逃离离别没有选择的自由。逃离故土和逃离故土相亲的女人,本质上是逃离这种匮乏与没有选择自由的痛苦。正视这个现实的写作,才有可能是可信的。

这种逃离,也是他与“她们”一个的起点。而逃离之后的回归,带着他生命履历、见识的回首与审视,则是阎连科书写《她们》的奇特的视角。

《她们》

阎连科 著

磨铁图书出品

每一个张扬的“她们”,都有一个拒绝被遗忘的生命本能

与阎连科以前充满张力的作品大多差别,《她们》写得有点温柔敦朴。

但往往在平淡的叙事之中,阎连科小说家那种猎鹰一般的眼光,就不经意流露出来了,与此同时流露出来的,另有那些女性“锥处囊中”的个性——

好比“一天到晚吵得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装不下她的声音和原理”的大嫂。在三叔和三婶为了宅基地与阎连科怙恃兄弟相争,甚至说要拿着铁锹砍人的时候,大嫂从县城回来说:她刚刚嫁到阎家来,人已经是了阎家人,三叔要打架了,可以举起刀和铁锹先把她这个刚嫁到阎家的侄儿媳妇砍死。要打讼事了,她可以停下事情不上班,天天都陪着三叔三婶打讼事。嫂子问着、说着,不急不慌地走到三叔眼前去,说她是新嫁到阎家来的儿媳妇,第一次到三叔家,来不应空手来,就把从县城为三叔、三婶买好的补养品,礼仪、礼貌地放到坐在那儿的三叔眼前去。又讲好了硬原理,又维护了家族亲戚之间的体面,给无理取闹的尊长台阶下,一下子把几十年的家族积怨处置惩罚了。

好比一天到晚唱戏唱个不停,“睡着她还在梦里唱戏”的大娘,因为喜欢唱戏,往往连在家做饭也忘记做了,家里人吃不上饭,只能全家去镇上下馆子。但她天生乐观的气场,让阎连科浏览不已,被他认为是“我家族中最英雄、伟大女性 ”。

好比,半职业通灵做法的“女巫”三娘,是当地最后一位“神祇”,习习用三根筷子作法的她说:“因为女人才是神,男子都是凡人啊。”三婶神秘主义的女权的体现是 :“三婶通常竖起筷子叫的死了的人,从来都是男子、不是女人”,像平地惊雷一样让阎连科惊讶。同样在文学上也给了他庞大的启发,三婶是“给我较早而深刻的文学启示的人。她让我相信文学中假话成真是要有证据的”。

对于具有强烈个性的女性,阎连科显得更宽容更浏览,好比他的四婶,长年与他母亲反面,两小我私家闹着别扭时间特别久,脾气特别倔,但就是这股劲,也被阎连科视为一种乡村女性的标高:其一,这位被妯娌们评判为“小心眼”“记仇” 并“小气”的女性,嫁过来之后很快成为四叔的总管、主任和账房先生,实现了女性当家做主。其二,四叔退休之际,全世界的人都以为应该让儿子去接班,可我四婶舌战群雄说,应该让女儿去接班。也就最终是女儿接班进城了。四婶对女儿的关爱,也是一种朴素的女性主义。其三,四婶在与阎连科母亲闹别扭的时候,死活不愿息争的理由是因为以为阎连科家是“人上人”,需要有尊严地息争,需要“强者”先低头。这种尊严的自觉性,也许正是感动阎连科的重要原因吧!所以在他的运作下,“强者”先息争,两家又和洽如初。

除了家族中的女性,在《她们》的第七章中,阎连科查阅了许多县志、史料、故土新闻,从文字记载或者口耳相传中,寻找线索,找到那些他以为值得留下印记的女性,这些工具,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正面”女性形象,许多都是“非主流”的——有为了追求“伉俪生活和谐”而勇敢仳离私奔的;有因为男友一辈子都买不起手表, 她设立目的攒够100个手表作为定情信物嫁给他,却为了收集这100块手表成为了性事情者;另有为了与同性情人约会,受到丈夫阻拦而把丈夫当成情敌以致激情杀人……这些女性,完全不是中原大地上勤劳勇敢漂亮善良的女性代表,但她们每一种人生门路上,都有自我的探索和个性的实现。不管是否“正确”,但她们出现出了真实的个性、逆境以致罪恶。

就像在一片草原之上,有种种各样的植物、花卉、果实,阎连科在书写这片草原时,看重的是每一种植物在阳光、沼泽、淤泥之中生长的姿态,他看重的是女性们自己“自我意识”的生长,以及差别境遇之下,人性善恶之下,差别的运气。要写出“作为人的女性”,首先要认可人的庞大多样性,而不是简朴地抡着道德大棒的论断,如果是那样“园丁式的写作”,这本书就会索然无味。

每一种平面化的赞美,都是对鲜活生命的一种叛逆

正是因为这种“因果优先”,而且“审慎道德论断”的写作。《她们》里女性们的个性与运气,才会让读者能够去到她们运气自己的场景中去感受、去思考。

如果停留于此的话,《她们》已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许多历史上经典的优秀文学作品,都具有这样的特质,阎连科的上一部非虚构作品《我与父辈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

但《她们》显然走得更远,《她们》所笼罩的时间长度更长,与父辈相比,写了三代女性。《她们》不仅写了自己家族里的女性,更写了家族之外更多的女性,出现出了时代在女性身上的变迁痕迹。

在“审慎论断”之后,他更有一种“拒绝赞美”的反思姿态。这里说的“赞美”,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浏览、认同,而是一种被规训之后模式化的“颂扬”,颂扬经常以赞美的面目泛起,但他不是出于真心的认同,而是出于一种权力的塑造——选择一个合适工具,捕捉一些细节,将其放大并提炼出塑造者所需要的特征或者理念,然后推而广之,成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模板,母亲文学显然是一个很是典型的题材。

在《她们》的第六章《母亲》,第七章《第三性——女性之他性》里,阎连科对这种模式提出了很是尖锐的反思,尤其是在《劳作与女性生命学》一节中。阎连科对劳作之于乡村女性的损害,他不是赞美,而是控诉:“在乡村的田野和院落,忙忙碌碌,碌碌慌慌着,不知不觉间,人就未老先衰了。”因为过分的劳作,他母亲身上长满了种种各样的脂肪瘤,以致厥后在队伍医院,他母亲在手术台上昏睡六个多小时,摘下的瘤子大的如馒头,小的如葡萄。忙完她的手术后,军医很是不解地托着那一满盘十几个肿瘤对阎连科说:“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折腾了!”

母亲只是众多无名无姓的“她们”中的一个,母亲提到了当年大团体去修水库的时候,通常说到妇女都被“解放“到坝上劳动时, 总是一脸严肃地说:“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妥妇女看,每月来经时,也不能请上半天假。月经来了还让挑沙、砸石头,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。”在其时的舆论中,就是这种残酷的劳作,被包装成“妇女也能顶上半边天”,被树立起名扬天下的“七姐妹”和“九兰组”这种典型,拍成影戏,四处宣讲。

在我们的书写传统中,恰恰是这样的“铁女人”、“花木兰”的故事,占据了我们另一种主流叙事,面临这种赞美,阎连科斩钉截铁地对我说:“对女性过分赞美已经是对女性过分的伤害。我们对女性对母亲,伟大母亲,所有的伟大母亲就是让她勋章勋章,再受勋章,但从来没有思考过母亲作为女人有什么权利?”

“恰恰是在一片赞美中伤害无数的女性。”这就是《她们》的写作中,体现出来的一种难过的现代性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性,在阎连科的创作谱系中,使得《她们》逾越了《我的父辈》。

与《我的父辈》相同的是,《她们》对时代的那种真实的痛感,时代的匮乏对个体的那种损害,在他的笔下,从来不会因为个体的隐忍、努力、坚韧而被偷换成对人性的赞歌。

《她们》之中的女性,相比《我与父辈》里的男性,个性显得重生动,每一小我私家都有自己奇特的魅力与特点。阎连科书写了普遍性的压抑与损害之下,充满着生命趣味与个性的一个个女性。这让《她们》读起来,更有富厚的“味道”,这种庞大的阅读体验,文本的文学性更强。

从《她们》中,我们也很容易看到,差别年月的女性,她们都有自由选择的需求,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,这种选择的自觉性,逐渐由弱到强。这种变化,能为我们在观照“女性主义”写作时,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体系。

在我们历史与现实之中,无数的女性一边被赞美,一边被遗忘。反抗遗忘的,靠的不是影象力,而是真实。

什么是真实?把人还给权利,把女性还给她们自己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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